【六四30年】外媒記者回顧:年長教授走進槍林彈雨

出版時間:2019/06/03 18:49

30年前,詹姆斯金吉(James Kynge)在北京為路透報導天安門學運,還是位年輕記者,如今他在中國、亞洲採訪累積二十餘年經驗,當過《金融時報》駐北京分局局長,精通中文的他幾乎走遍中國每個省份,相隔30年,金吉在《金融時報》撰文,描述當年的親身見聞,他也再度訪問當年撼動北京的異議人士,回顧天安門運動對這些人帶來的影響。金吉寫道,當年許多人把生死至於度外,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年長教授與他道別後,從容走進槍林彈雨。以下摘錄自金吉的文章:
 
葬禮悼詞通常不會用來為逝者的行為道歉,但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往往過著非比尋常的人生。因此當有「中國民主運動之父」之稱的魏京生,對今年初過世的弟弟致哀時,矛盾衝突的情緒是掩藏不住的。
 
今年一月,流亡海外的魏曉濤因癌症過世,享年65歲,其兄魏京生並未赴巴黎參加葬禮。但魏京生錄製的悼文讓人確信,1989年6月4日中共領導階層派坦克車鎮壓的天安門事件,被犧牲的人命數量仍在計算著。
 
魏曉濤曾是他那世代最聰明、受矚目的中國年輕人。即使文化大革命打斷他的求學之路,他仍成為得獎的核能科學家,並以中國史上最年輕之姿奪下眾所垂涎的「高級工程師」頭銜。
 
魏曉濤因秘密協助哥哥的地下民主行動,在中共菁英圈的璀璨前程就此崩毀。六四事件發生時,魏京生仍因參與1978至1979年「民主牆運動」在監獄服刑。1989年中國各地百花齊放,數百萬民眾走上街頭爭取民主自由,「民主牆運動」被視為此運動的先驅。
 
1993年出獄後,魏京生開始為六四屠殺事件受難者奔走,其中包含孩子死於中共軍方槍彈下,卻被政府禁止公開為孩子哀悼的母親們。魏曉濤出錢資助哥哥的行動,但遭當局發現後,魏曉濤被驅逐至法國,即使他連法國護照都沒有。
 
魏京生說:「魏曉濤因此只能留在法國當難民,因為不會法語,他找不到相應的工作,以致心情鬱悶,借酒澆愁,常常發洩無名之火,得罪了不少朋友。我在此向來參加葬禮的各位道歉,因為這都是因我而起,過去他曾經是個脾氣很好、人見人愛的帥小夥。」
 
「很多朋友為民主自由付出犧牲,並不僅僅是他們本人在付出犧牲,他們的親屬也在為中國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69歲的魏京生為民主運動數度入獄,前後加起來坐了18年的牢,1997年被驅逐至美國,他說:「這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痛苦。」
 
我報導天安門事件時,還是路透的年輕記者。試著追蹤此事件留下的蹤跡,就如同試圖細數蜿蜒黃河共有多少彎道。這差不多就是中國的現況—以及世界對中國的觀感—源自一場血腥鎮壓,這場鎮壓也扼殺了一整個世代的希望。
 
當時我的工作是全天候到廣場上採訪學運領袖,再將採訪內容回報給我們的新聞總部。我當時分發到的手機像磚頭一樣大,電話費花上數千美元。主管把手機交給我時說:「手機敢弄丟,我們就開除你。」因此我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階梯時,會用衣服包住手機再裝入包包枕在頭下,做成防盜枕頭。
 
當時現場氣氛宛如年輕人的慶典。雖然西方媒體對天安門抗爭的普遍描述是「支持民主」,真實狀況卻複雜許多。浪漫愛情和性愛強化了某種意識形態實驗,廣場上的臨時帳篷比大學的八人宿舍房隱密多了。
 
現為美國投資家華倫巴菲特合夥人的學運領袖之一李錄,是當時參與廣場上臨時婚禮的學生之一。管理逾三千名抗議民眾的「絕食抗議總部」,準備了非正式結婚證書,還在證書上蓋總部印章。
 
學生們的行動奠基於歷史悠久的儒家思想,他們認為幫助統治者改進缺失而非推翻他們,才是純粹的愛國主義。學生的主要訴求包括終結政壇貪腐和菁英階層特權,社會與媒體享有言論自由,以及最終目的-更民主的政治體制。但也有針對個人的攻擊,尤其針對保守派總理李鵬,他後來被稱為血洗天安門的「北京屠夫」。
 
1989年春天,數百萬民眾走上中國各城市街頭要求政府改革。北京政府之所以沒能早點遏止示威蔓延,主要因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領導的一群溫和派高層同情學生的訴求。但趙紫陽在權力鬥爭失勢後,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軍隊進入北京。
 
全球媒體進佔俯瞰天安門廣場的北京飯店,就在飯店陽台,攝影記者拍下震撼人心的「坦克人」影片,一名提著袋子的瘦削學生站在坦克車隊前,暫時擋住坦克車前進。
 
事實上,6月4、5日諸如此類的英雄行為隨時隨地在發生。我當時在廣場附近的南池子大街訪問了數人,他們說心中對共產黨的憤恨已高漲到極點,以致他們已不在乎生死。他們其中數人接著走進廣場旁大道,被槍殺身亡。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包括一位戴灰色畫家帽的年長教授,他溫文有禮地跟我握手後,走進槍林彈雨中。
 
然而更多時候,人們因恐慌與絕望而嚇呆。接下來數天,被派來鎮壓中共口中「反革命暴亂」的20萬部隊,逐漸控制住北京。一看到士兵從西側入口進入北京飯店,我急忙從最東側的門逃走,所有行李都來不及帶走,留在房間的包括我父親給我的一雙牛津皮鞋。後來數個月,我總會偷偷查看中國軍人腳上是否穿了我的鞋。
 
我在廣場上最常訪問的示威領袖之一是韓東方,他不是學生,而是鐵路電工。當時他和其他工人駐守在廣場西北方,與學運總部有段距離。
 
現年55歲的韓東方住在香港,他掌管「中國勞工通訊組織」,為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勞工爭取權益。天安門事件後他的故事,正好讓人一窺此事件後來在中國是多麼地被扭曲。軍隊進入廣場後,他逃到首都外、曾由父親種植的西瓜田,那裡的農民讓他借住。
 
但當他看到電視新主播念出「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示威者的名字和外型特徵,他震驚地發現自己的名字就在工人示威者名單之首。他考慮過躲起來,但想起在廣場上誓言他會「自己走入監牢」,而不是背叛這場示威運動。
 
他決定自首,騎單車進北京市中心,白天躲藏,夜裡移動。他很害怕若自己走進警局前就被發現,他會被當「反革命份子」被毆打,並被處以更長的刑期。
 
最後他終於趕到公安總部,那裡有兩個入口,外頭的入口排了約兩百人,想申請護照離開中國。韓東方鼓起勇氣走向另一入口的年輕士兵,「我跟他說當局通緝我,所以我來了,但士兵看著我問:『當局的哪位?』我說:『我不知道。』他聳聳肩,叫我去排隊申請護照。」
 
韓東方陷入掙扎,「我以為電視和報紙每天秀我的照片,大家都認識我了,所以我該自首,結果連警局的人都不認識我。」正當他猶豫下一步該怎麼做,另一位警察認出並逮捕他,韓東方坐牢近兩年,之後被驅逐到香港。
 
韓東方認為,天安門事件造成的影響之一是讓中國走向現今的極權資本主義路線。事件過後,共產黨犧牲人民-尤其是勞工-的權益,更強化了高壓統治。
 
他說:「過去40年,中國把對市場的信念視為魔杖。這很諷刺,人們揮舞共產黨旗幟,事實上黨卻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和世界叢林守則的最死忠信徒。」
 
因此在「中國勞工通訊組織」,韓東方在中國各地發生的勞工糾紛中努力爭取勞工權益。對他來說,團結爭取更高的薪資才是民主真諦。
 
其他民主運動人士認為天安門事件是中國另一種分水嶺。鮑樸是香港一間出版社老闆,他父親鮑彤是趙紫陽前政治祕書,86歲的鮑彤至今仍因天安門事件被軟禁在北京家中。
 
我問鮑樸天安門造成何種影響,他說:「天安門事件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分成兩半,事件前人民仍相信共產黨,絕沒想到黨會派軍隊和坦克車射殺他們。但事件後,信任已遭摧毀。」
 
我抱持懷疑,我問他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突飛猛進不是拯救了北京政府的名聲?有些人可能認為中國政府實行極權主義是有效的,因為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
 
但鮑樸不認為六四屠殺是經濟成功的先驅,他說:「這就像切斷一個人的手腳,他存活下來了,你說他還活著是因為你切斷他的手腳。但那人確實斷手斷腳了,中國正是如此。不管在任何社會,政府和其人民必須存在基本的信任。」
 
我對魏京生問相似的問題,魏京生向來主張中國唯有民主化才能擺脫貧困,但這國家似乎不靠民主也擺脫貧困了?魏京生只答道:「中國在走回頭路。」
 
然而國際知名機構所做的民調顯示,中國人民現今高度信任其中央政府。西方國家認為這種信任並不安穩,因為大量興起的中產階級總會要求更多選擇,包含選舉投票。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認為,經過許多訓練後,北京政府建立了一種「新極權主義式平衡,能幫助該政府維持相當長時間的獨裁統治。」他說這種體制之所以能維持下去,是因為北京政府有能力快速適應各式各樣的挑戰。
 
中國對待異議人士的方式就能明顯看出其適應力。前蘇聯將政治異議人士送到西伯利亞勞動營挨餓受凍,中國卻把異議人士送到西方國家。
 
北京政府發現把異議人士囚禁在自個兒國家,可能讓他們變成英雄。但把他們流放到美國、歐洲或其他地方,能剝奪他們的背景,並稀釋他們的理想主義來源。
 
異議人士初抵流亡國會受到熱烈歡迎,時間一久卻成為老調重彈的受害者。每年快到六四周年紀念,同樣的人會被同樣的記者問同樣的問題,最後社會大眾開始覺得無聊。
 
而鎮壓天安門後的強硬統治奏效,則讓北京政府愈來愈大膽。中國正準備外銷專制政治,如香港等地都感受到北京正在縮緊管制。香港政治學者鄭宇碩說,香港在北京施壓下將於今年施行的引渡條例,正是這種極權主義的延伸。該法律准許將批評共產黨的香港公民拖至中國大陸受審。
 
焦慮感愈升愈高。鄭教授說:「香港民眾多少都接受了對抗中國極度困難的事實。高達一百萬香港人有外國護照,或他國居住權,這些人可能在接下來幾年離開香港。」
 
但對六四事件許多受難者來說,私人的情緒無法了斷。魏京生協助的非正式組織「天安門母親」,為孩子死去30周年製作了紀念影片。人權團體「中國人權」在官網的公開信中寫道,六四事件罹難者的127位親屬中,55人於近幾年過世,包括一名73歲的長者,他因當局無視所有伸張正義的請求,「活得太痛苦而無法忍受再活下去」,自殺身亡。
 
住在中國大陸的這些「母親」,全天候受到電子和警方監控。人權組織說,只要企圖為孩子舉行公開哀悼儀式,警方立刻會突襲並制止。隨著年紀和健康漸衰,北京當局堅持將六四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她們擔憂看不到平反的那一天,只能將希望寄託在歷史的評斷了。(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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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東方1989年因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被捕下獄。香港《蘋果日報》
韓東方1989年因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被捕下獄。香港《蘋果日報》

鮑樸(左)的父親鮑彤(右)曾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近年多次直言內幕。香港《蘋果日報》
鮑樸(左)的父親鮑彤(右)曾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近年多次直言內幕。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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