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網評論:為何主流媒體擋不了「反送中」(李立峯)

出版時間:2019/06/17

上周六,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不過,抗爭者付出了不少代價,而且不能排除政府將來重推修訂的可能性,加上特首林鄭月娥表現讓人感到毫無歉意,昨天大遊行規模仍然龐大,估約200萬人參與,晚間終於讓港府發出聲明「停止」修訂《逃犯條例》,「行政長官」道歉,並承認政府工作上不足;雖不能排除將來重推修訂的可能性,香港民眾算是暫且小勝一回合。

群眾運動要獲得成果不容易,需很多因素配合,就這次爭議而言,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民意的確一面倒不同意修例。這跟香港過去幾年的很多其他爭議不一樣,例如前年的「一地兩檢」爭議,雖然民主派強烈反對,但民調顯示,贊成一地兩檢的市民的確較多。就算是雨傘運動,當時的民調顯示,反對人大831框架的市民佔多數,但比例並不極端(約42%反對和28%支持),贊同佔領行動的比例更不及反對佔領行動的比例。
相比之下,在《逃犯條例》爭議中,大學民調顯示,超過6成香港市民不同意把港人送到內地受審,其中,連不屬於泛民主派或建制派陣營的「中間派」或「無政治傾向」的市民,都大幅度傾向不信任內地法制和反對「送中」。因此,香港政府和建制派要進行反動員也不容易。相反,很多平時被認為屬保守陣營的組織,或一些向來形象中立的公眾人物,都公開呼籲政府暫緩或撤回修訂。國際社會的關注,也為反修例運動打了氣。所以,大型集體行動固然重要,但也是因為有普遍民意的基礎、大量社會組織及公眾人物發聲配合,以及國際間的支持,才能形成一股特別龐大的動量。

社交媒體放大民情

不過,特區政府民意戰的全盤失敗,並不是因為它失去了傳統主流傳媒的支持。在香港,傳統主流媒體在政治和經濟雙重壓力下,一直有自我審查的狀況。進一步說,正如資深新聞工作者區家麟的博士論文分析,香港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早已進入了一種結構性審查的狀態,即傳媒機構通過資源分配、人手編排、生產線的流程設置等,使機構的日常運作「自然而然」地達致自我審查的效果。
在《逃犯條例》爭議上,筆者的個人觀察是,傳統主流媒體一直未有報導太多反對聲音,6月9日大遊行當日,不少報章頭版均刊登了支持修例的廣告,讀者眾多的《東方日報》則刊登傾向支持修例的報導。6月12日,無線電視進行並播出特首林鄭月娥的專訪。同日金鐘衝突後,特區政府高速把事件定調為暴動,到13日,不少報章的報導和社論都跟隨了政府的定調。
當然,香港也有如香港電台、《蘋果日報》和《明報》等在報導政治議題時,相對獨立和有批判力的媒體(雖然《明報》在6月9日也在頭版刊登了支持修例的廣告),也有大量新興網媒,其中不少可以被歸類為跟專業新聞媒體不一樣的「另類媒體」。除此之外,民眾通過社交媒體,也可大量生產和轉發對修例的批評和質疑。
那麼,這次爭議是否顯示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傳播力量蓋過了主流媒體?表面上確是這樣,但這狀況的出現卻是有條件的。第一,相比傳統媒體,社交媒體是由下而上、去中心化的傳播平台,社交媒體的力量有多大,首先就視乎社會和民眾是否廣泛地在一種躁動的狀態之中。社交媒體的影響力,很大部分其實就是人際傳播的影響力,當強烈的不滿情緒廣泛存在,人們紛紛主動在網上參與傳播時,其力量自然強大。
換句話說,社交媒體的力量脫離不了「民情」本身。其實,當社會出現了能觸發百萬人上街遊行的躁動時,就算沒有社交媒體,單靠人與人之間口口相傳,效果已經不容小覷,社交媒體只是把這種力量和效果再放大而已。

修例理由無說服力

第二,說到底,政府就算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傳播平台,還要看傳播的內容是否有說服力,在《逃犯條例》修訂爭議中,台灣的讀者朋友應很清楚,香港特區政府一開始是用一宗在台灣發生的謀殺案為理據的。但台灣有關當局早已聲明不會利用港府的修例作引渡,亦即是說這理據應早已失效,但就算到了6月12日無線電視專訪林鄭月娥時,她仍然把謀殺案掛在嘴邊,到了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的記者會上才承認,台灣政府的態度使修例少了迫切性。
由始到終,那麼強調一宗早變得跟修例沒有實際關係的謀殺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區政府根本找不出其他稍微有力一點的說法去推動修例。就像賣廣告一樣,縱使給你控制了廣告平台,如果內容太爛,民眾是沒有那麼容易被騙的。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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