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網評論:總統初選為何不採用手機民調?(張佑宗)

出版時間:2019/05/16

在台灣,以電話進行民意調查簡直到了瘋狂地步,幾乎每天都有不同類型的調查數據被公布。但卻很少有人認真研究電話調查內在的方法問題,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做正確的推論。

不知道是基於支持某特定候選人,或沒有認真參考客觀的學術研究成果,民進黨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不約而同傾向排斥以手機民調作為決定總統候選人的參考依據。國民黨的看法是「黨內徵詢學者及民調公司後認為,如何結合手機與家戶(有線)電話進行民調,仍無一套公認的操作規範及流程,公信力容易受到質疑。」而蔡英文與賴清德兩人的競爭,是否採計手機民調仍在打「延長賽」,昨天協調仍無結果。
賴清德以發明新藥為例,認為手機民調要經過相當完整程序辯證,包括藥有沒有療效。但手機民調已不是什麼「新藥」,很多國外研究發現可以在《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這本國際知名期刊中找到,仔細閱讀可以發現學者間一個共通的主張就是:未來的電話調查,應該要結合家戶民調(美國學者稱為landline telephone survey)及手機民調,如此才能擴大母體的涵蓋率(coverage rate),樣本代表性才不會出現大問題。
在台灣,根據洪永泰、許勝懋的研究,若以有線電話號碼為抽樣底冊,電話調查的涵蓋率日益在縮小。僅僅比較2010年和2015年的變化,章英華、傅仰止執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發現沒有家用電話號碼者從8.0%提高到18.8%。試問:如果有人想要您留下電話的聯絡方式,您是會留手機號碼,還是家裡電話號碼呢?我想留手機號碼會是多數,而且一定越來越多,手機根本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電話優無科學根據

採用手機民調另外一個理由,就是家戶民調與手機民調的成功樣本會出現不太一致的情況。根據曾憲立等人去年底在中研院《調查研究》期刊中的論文,如比較家戶民調與手機民調,多年期的調查研究可以清楚發現,家戶民調樣本女性多於男性,年齡會偏高,教育程度會偏低。以2016年為例,60歲以上的樣本兩者比率為37.8%比22.1%,大學以上的樣本比率為37.7%比43.2%,差異之大一眼就可看出。樣本不同自然影響最後的推論,到底哪一個比較正確呢?
我們沒有答案,因為欠缺一個可靠的母體(population)資料,可以用來檢證這兩種不同的調查。至今沒有一篇學術論文,可以說服大家家戶調查的結果比手機調查可靠。我們頂多只能推論兩種調查所要推論的母體不一樣,所以我們才要結合這兩種調查,它們剛好具備互補的功效(加大母體的涵蓋率)。
由於我們沒有可靠的母體資料,這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很多人以為家戶調查可使用「樣本事後(分層)加權」的方式處理,可提高母體推論的正確性。但他們都忽略由於我們並沒有一個可靠的母體資料,所以這種作法未必能減少,甚至有可能加大原有的樣本偏誤(bias)。我們通常會拿內政部的戶籍資料,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甚至地理區域等作為加權變數。但是,這個戶籍母體和我們要推論的母體(target population)並不一樣,戶籍資料中有很多人並未長期居住在台灣,據估計可能高達300萬人以上。

加權處理偏誤更大

教育程度又是另一個問題,戶籍資料系統性低估多數人的教育程度,每個人並不會隨時去戶政機關更正自己的教育程度。還有,拒訪率也會影響加權之後的結果,20幾歲非常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和那些同樣20幾歲卻不願接受訪問或接觸不到的年輕人,他們的意見不太可能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僅以成功樣本的年輕人代表所有的年輕人(加權方式),不就更擴大原有的誤差?
台灣過去比較少採用手機調查,一方面是成本較高,調查時間比較長,更重要的是對「精確度」的要求沒有太高。但總統初選是何等重要大事,只依循過去的慣例,而不參考學術界在電話調查方法上的重要發現,合理嗎?很多人對手機民調的質疑,其實是一種過度解讀。有人同時擁有兩支手機,同樣的也有很多家庭擁有兩支有線電話。而且,被抽中兩次的幾乎非常低,因此對「每人一票,每票等值」的民主原理為害不大。
還有,總統選舉全國只有一個選區,根本不需要考慮地理區域的差異性,立法委員選舉才需要。當然,手機民調仍有很多改善的空間,建議各政黨可以和電信公司協商,在不違反《個資法》的情況下,取得各門號數量及相關總體資訊,作為手機調查抽樣設計的依據。如果能達到這個標準,手機調查的抽樣設計不會比家戶調查還差。
我們無法客觀證明家戶調查比手機調查好,那為什麼要排除手機調查,而不採用學界建議的並用方式?社會科學方法中越來越多人提倡混合研究法(mixed method),我們應該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追求最正確的答案。比較頭疼的問題是如何將兩種調查資料合併?洪永泰等人提議使用「雙底冊調查之組合估計」,以樣本資訊估計各層(共34層)的唯手機族後,以家戶調查為主,手機調查為輔的方式結合兩筆資料。不過,由於缺乏客觀母體資料,他們也沒有辦法證明這個方法更好。

讓參選者願賭服輸

我倒是覺得可以反璞歸真,以國民黨的初選規劃為例,每家民調公司3000個樣本中,其中2000個使用家戶調查,1000個使用手機調查,加總之後看誰勝出。在民進黨和國民黨候選人針對納入手機民調仍有爭議時,兩種方法並用才能讓參選者願賭服輸,不是嗎?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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