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法官們奮起吧(林孟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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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9/02/22

台北市前議員謝明達被控收賄一案,於爭訟18年後,最高法院逆轉改判無罪定讞。檢察總長江惠民認為判決違法,不應自為裁判,提起非常上訴,主筆檢察官吳巡龍並投書《蘋果日報》指出:最高法院在該案見解變來變去,最後不以撤銷發回方式糾正,而自為無罪判決,乃紊亂事實審與法律審的界線。原承審法官黃瑞華則回應表示:如果「基礎事實」已經明確,沒什麼要再查,只剩法律判斷,法律審為何不能自己作法律判斷?
孰是孰非?讀者們得先了解:最高法院有所謂的「連身條款」,也就是同一案件在更三審(第四次)上訴到最高法院以後,原則上應由第三次發回的同一位法官主辦。而黃瑞華法官所屬合議庭就謝明達案自為無罪判決前,已經撤銷發回過更二審判決,因為事實審對他們前一次指正適用證據法則的違誤仍置之不理,他們為避免「審級對抗」讓案件纏訟,只好撤銷自為判決。

法律文字遊戲之爭

這樣的說明,大家可能還是無法論斷是非。筆者先介紹張升星法官在司改國是會議期間介紹的另一起久懸未結的性侵害案件的處理經過,以資對照。
在該件究竟是性侵害、性交易還是仙人跳的案件中,除更一審曾經判決無罪之外,歷次事實審都判決被告有罪,最高法院卻8次撤銷發回。爭執點在於事實審不同的承審法官堅持有罪、最高法院同一主辦法官郭毓洲卻堅持無罪。因為法界私下議論紛紛,最後在該案第9次上訴到最高法院時,郭法官請假迴避,才讓該案有罪確定。
這2件久懸未結案件的癥結點,都涉及:刑事案件第二審與第三審調查證據認定事實職權的界線,以及第三審撤銷自為判決範圍的問題。試問,一個落實權責相符、依憑法律確信的審判模式,是該學習黃瑞華法官?還是郭毓洲法官?法律有明定最高法院不可以撤銷改判自為無罪判決嗎?沒有!
法律人的文字遊戲之爭,民眾無感!人民對於司法的期待,就是有紛爭或被追訴時受到公平、無偏頗的對待,法、檢人員不要亂罵人,不受冤屈,程序公開透明,審判有效率,裁判品質好;一般社會大眾的期待,則是司法要獨立、公正,作奸犯科者應受到應有的懲罰,正義不要遲到等等。
如果以此角色期待,最高法院法官當然應該勇於承擔,自為判決,而法律的規定也是要求最高法院在撤銷事實審判決時,以自為判決為原則,撤銷發回為例外。然而,依照統計數字顯示,在92年至97年間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平均有高達4成的案件是撤銷發回,甚至發生同一案件「有罪撤銷,無罪也撤銷」的荒唐情況。
正因為最高法院反覆撤銷發回、各庭一把號,讓案件久懸未結、正義遲到,以致台灣司法公信力長期不彰。這也是筆者等500多位基層法官於101年1月發起「改革最高法院」連署活動,並進而廢除「保密分案」的深層因素。
如今事隔7年,雖然情況略有改善,但上述2件久懸未結案件都發生於改革之後。何況依照台灣高等法院的統計,該院截至107年12月為止所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從檢察官起訴繫屬第一審到現在超過8年而尚未審結定讞的案件(這意味被告如果被判有罪,都有《刑事妥速審判法》減刑規定的適用),總共有84件。這種正義遲到形同拒絕的情況,即便司法院推動再多的制度變革、再多的社會溝通對話,也難以挽回民眾對司法的信賴。

勇於承擔自為判決

由黃瑞華法官的投書可知,依法最高法院可以撤銷事實審有罪認定並自為無罪判決,而且已有多件判決先例。改變的關鍵在於法官、檢察官都應意識、自省:「案件遲遲不能定讞,反覆發回,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尤其肩負一槌定音的最高法院法官們應該奮起,依論者所說的:勇於承擔,依法律確信,或駁回當事人的上訴,或以第二審判決確認的「基礎事實」自為有罪、無罪判決,從而盡早終局結案;而不是套上制式例稿的「非無研求之餘地」,一再地撤銷發回。這才是司改成功的關鍵。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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