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知識份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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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8/09/13

自由派重量級學者楊國樞、韋政通、胡佛接連過世,令人緬懷知識份子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曾經扮演的關鍵角色。知識份子可能堅持風骨成為社會良心,也可能攀緣附勢變成政治工具,進退分際存乎一心,期待當前學者能見賢思齊,在各種社會亂象中承擔起理性溝通、尋找交集的重要角色。
楊國樞在心理學領域、韋政通在政治思想史領域、胡佛在政治學領域都早有大師地位,楊國樞與胡佛更獲選中研院院士,他們的學術成就都備受尊崇,傑出門生更是桃李滿天下。而這3位學者更可貴的是社會實踐,他們在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過程中展現的良知、勇氣與行動力,更讓台灣社會敬佩與懷念。
事實上,早從戒嚴時期的《自由中國》、《思與言》、《大學雜誌》,台灣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就已積極展現「書生論政」、「言論救國」精神,他們疾呼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廢除臨時條款、回歸民主憲政,在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下干冒「文字獄」風險發出諍言。

促進台灣民主轉型

到了解嚴及民進黨成立前後,自由派學者更扮演國民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溝通橋樑角色,常直言針砭時政的楊國樞、胡佛、李鴻禧、張忠棟還被情治單位視為「四大寇」。由於當時社會仍高度敬重知識份子,自由派學者一方面緩和朝野緊張關係,另一方面推動政治改革,對於台灣民主轉型功不可沒。
1989年成立的澄社,則是自由派學者的大本營。澄社推動反軍人干政(反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出版專書批判黨國資本主義、解構廣電媒體,在在引發社會矚目及重要迴響。澄社被視為台灣知識份子議論時政的典範,但澄社7位創社發起人(胡佛、楊國樞、文崇一、李鴻禧、韋政通、何懷碩、張忠棟)就有3位在近日先後過世,實在是台灣知識社群的重要損失。
澄社學者當年的努力,無疑具有英國費邊社的漸進式改革色彩,也因而引來不夠激進、不敢走街頭路線及群眾路線等批評。澄社也因為成員統獨立場歧異(胡佛與李鴻禧是最鮮明的對照組),一度差點走上分崩瓦解之路。然而,澄社樹立的公共型知識份子典範,卻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重要資產。

發揮溝通橋樑功能

一般學者很容易躲在象牙塔內獨善其身及明哲保身,以公共型知識份子自我期許的學者,卻願意不計毀譽扮演烏鴉角色提出諍言,並且積極參與社會改革。此外,公共型知識份子會以國家社會為重,在社會紛亂時盡最大努力發揮溝通橋樑功能,以清明的聲音超越於黨派利益以上,協助政府與民間找到往前走的最大交集。

只問是非不問立場

當然,隨著台灣民主制度的確立,選票、民調等成了政府更在乎的指標,知識份子能夠發揮的功能已大不如前,楊國樞、胡佛等人過世因而被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這些學者當年對抗威權體制的勇氣,以及「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的風骨,都足以讓當前急於在藍綠之間選邊站的後輩學者們汗顏。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公共型知識份子也需要一棒棒接力,這才是向楊國樞、胡佛等人致敬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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