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蘋道/德國】鄭安齊:德國「一般罷工」為何能斷開「預告期」鎖鏈

出版時間:2019/07/22 00:03

德國特派員:鄭安齊/德國奧登堡大學藝術教育博士生

擁有1萬名以上會員的獨立空服員工會(UFO),最早是漢莎航空(Lufthansa)的空服員職業工會(Berufsverband),並自2002年起成為漢莎航空及其集團下子航空公司的勞資集體協約談判夥伴(Tarifpartner)。之所以跳出德國服務行業工會(Ver.di)或運輸業工會(ÖTV)成為獨立單位,也是肇因於這些大型的工會無法充分的理解、代表並捍衛機組員之所想所需。

長久以來,獨立空服員工會在運動上,有著相對較強的政治性和談判能力。而此次罷工的起因,正是漢莎集團及其旗下的廉航子公司歐洲之翼(Eurowings)趁著獨立空服員工會內部權力交接轉移,片面中止與獨立空服員工會的勞資協商溝通。據工會方的發言,過去近10個月來雙方僅有3次對話,最後一次已是今年2月時的事情。

獨立空服員工會於7月16日開始進行罷工投票。以3周的投票期程來計算,罷工仍然有可能在暑假期間實現,故也招來德國旅遊業公會(DRV)的批判。公會指出,獨立空服員工會不該將勞資談判的壓力加諸在暑期休假出遊者的身上。罷工時機的選擇,也是先前台灣幾次航空業從業人員罷工時,最常被拿來議論的題目,特別是關於罷工預告一事,更是在此次長榮空服員罷工時期眾說紛紜。

當前在德國的罷工,主要可以分做兩種形式。一種是較為大家所熟悉的一般罷工。這類的罷工通常發生在勞資談判破裂之後,它不需要事先預告,但需要經過投票取得合法地位。過去的勞資鬥爭當中,以這種形式為主。這樣的罷工通常需要待勞資雙方重新談出的方案表決通過,才會迎來完結,故一般來說時間會稍長。

另一種方式,則是在勞資協商還在進行期間就發動的「示警罷工」(Warnstreik)。示警罷工通常會提前預告時間,罷工時程的長短也會一併公布,一般來說從一兩天至數個小時的皆有。示警罷工因為時間較短,通常就不需要事先經過工會會員投票同意就已是合法的。

示警罷工近年來很頻繁被採用,可說是現今德國勞工鬥爭的主要方式。以當代高速的生活方式和勞動型態來看,短暫的罷工往往就足以給資方造成一定的打擊,譬如今年柏林公共運輸公司(BVG)僅數小時的示警罷工,就足以癱瘓首都的交通運輸。在勞資協商進行的當下,發起示警罷工不但給資方壓力,同時也讓他們看見若走上協商破裂一途,可能會造成的影響。對於勞方來說,當然也相當樂見能夠不走向談判破裂,而是在付出成本較低的情況下就取得成果。

不過,示警罷工所採用的預告方式,是不可以套用在一般罷工上面的。首先,示警罷工的意圖與效果與一般罷工不同:它是為了展示工會所具有的動員力,並且藉此在談判中取得有利的形勢。再者,其時間點也和一般性的罷工不一樣(談判進行中與破裂後)。更何況,在示警罷工後,若勞資雙方依舊未能達成共識,勞方仍舊需要最後採取一般性罷工這項武器。如果給予一般性罷工加上必須預告時間這道束縛,無異是讓勞資雙方在談判桌上完全失衡。

如此一來,需要有一般性的罷工手段當最後靠山的示警罷工,也會失去其效用。所以在台灣沒有示警罷工的狀況下,引入罷工預告期,必然導致勞方在談判桌上完全受資方宰制。

2018年4月一紙歐盟法庭的判決,為未有預告的罷工釐清了責任歸屬。判決中說明,未有預告的罷工並不能做為航空公司(在取消或班機延誤狀況下)免於賠償乘客的特殊狀態。這紙判決的事由背景是2016年德國途易航空(TUIfly),在未告知勞方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公司重組,當時這導致員工的前景未明。

而在德國,請病假為勞工權利,只有3天以上的病假需要出示醫師證明,於是該公司員工便發動在10月的第一周無預警請病假的方式罷工。這在當時導致了途易航空逾百架次的班機受影響。

法庭表示,首先這場特別的罷工,源於途易的公司重組,而公司重組本就是企業運營的一環,並非什麼特殊狀態;再者,這場病假罷工也在勞資雙方充分對話後,隨即於10月7日終止,顯見這並非不可控的事件,而是資方的決定能夠影響的。歐盟法庭的這項判決,正說明了資方在協商中的態度,往往才是決定社會成本付出多少的關鍵。實情也正是如此:示警罷工會在近年來被經常採用,就是出於勞方也樂於避免走向談判破裂,避免最終手段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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