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王昌國:「強制」親職教育宜推不宜廢

出版時間:2019/06/25 00:03

王昌國/嘉義地方法院家事庭法官

拜讀紀惠容執行長6月23日《反對司法「強制」親職教育》一文(下稱紀文),該文強調應推廣「支持服務」,而不該採用齊頭式的「強制」親職教育,不僅可能造成司法權力壓迫,甚而演變為災難式的懲罰條款。本文認為如果能在立法上及實務上,做更細緻的修正及操作,應能有效預防流弊,發揮更大的功效,本文建議如下:

一、讓法院能自由決定是否進行親職教育:例如在父或母已行蹤不明、須在監服刑多年等的案件,此時應著重迅速地選任親權人,若仍要強令上課,實益甚微;另有異國婚姻的當事人,因語言隔閡上課如鴨子聽雷,要求上課無異強人所難。如果能賦予法院裁量權,並透過社福機構的適時介入與協助,反而能促使法官注意弱勢家庭的困境,並做出較佳的策略選擇,實有利而無害。

二、罰錢是最後的手段:親職教育的目的在疏導及化解紛爭,裁罰偏向負面的制約,易使當事人出席只為避免罰錢了事,而忽略親職教育的用意。對此,不如增訂法院得視當事人具體參與親職教育的情形,將之納入審理及裁判的參考,較能柔性地讓當事人感受親職教育的重要及益處,自然能促進參與及發揮成效,至於罰錢,則應備而不用,當作是最後的督促手段。

三、提升親職教育的品質:紀文指出有些講師過於宣揚個人的理念,變相造成某些弱勢的父母進行自我責難貶抑,甚至放棄司法權利。本文觀察目前大力推廣的「合作式(善意)父母」原則,當事人確實容易望文生義,也常聽到其等在開庭時陳述:「要我們合作,那是不是就不能打官司,我們就是沒辦法談才來法院的啊」等語,加上部分第一線人員的訓練不足,未能適度化解當事人的疑慮,這方面應予檢討改進。

但不可諱言地,缺人、缺錢、缺整合才是最大的元兇,所以如何精進調解委員、講師及社工的專業及溝通能力,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及壓力,此部分無法靠法院單打獨鬥來解決,而應由權責機關統合以尋求較佳的解決方案。

四、「支持服務」與「強制親職教育」應相輔相成:本文認為紀文所言的「支持服務」,比較偏重給予個別當事人的心理支援與協助,相對於訴訟中使用的「強制親職教育」,前者範圍自然不限於訴訟,使用的時機、方式也較為廣泛。換句話說,前者是面的含括;後者則是點的貫穿,在實際的運用上並不互斥,只是礙於社福資源有限,還需要相關單位整合處理。

在立法院審議的草案中除了強制的親職教育外,尚有明列「輔導及諮商」的方式可供法院選擇,對法官而言,能運用的手段越多,當然就能應付更複雜、類型更多元的親子紛爭。

況且,如果能在氣氛肅殺的法庭之外,提供父母另外的溝通機會及學習場域,何嘗不是父母子女之福,本文期待草案能廣納各方意見做適切的修正,並盼望政府機關能挹注更多的資源,提高親職教育、諮商及輔導的品質與效能,如此,方能使良法美意得以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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