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者羅永生:當香港不再是「流亡者庇護所」

出版時間:2019/06/25 00:00

羅永生/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香港就《逃犯引渡條例》的修訂,激發出史無前例的「反送中運動」,令舉世側目。為什麼香港人對修例的反應如此之大?答案當然很多。香港人對大陸的法治完全沒有信心、修訂移除了區隔中港法制之間的防火牆,令人人自危,以致港府處理修例手法之粗暴都值得詬病。但恐怕最深層的原因,在於修例會改變一百多年來,香港這座城市被視作流亡者庇護所的角色,香港再不是過去人們熟知的香港。

香港這城市是由移居者所組成的,她的文化與歷史,都是由移居者的複雜文化背景所孕育。按照香港開埠初年一位政府官員的說法:「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地把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事實上,一部香港史,貫穿著不同時代的「逃犯們」在香港尋求庇護,追求自由的故事。

如果要寫一本香港的《逃犯列傳》,第一個顯赫的歷史人物,就是著名的翻譯家王韜。他因為很早就與英國來華的傳教士一起,從事中西文化思想的翻譯工作,深入了解西方。但因為涉及向太平天國獻議,被清廷通緝而逃港,後來成為報人,當了變法自強思想的先鋒,間接孕育了康有為、梁啟超等推動的「維新運動」。維新失敗之後,康有為首先逃到香港。雖然他沒有在此地久居,但當年香港士紳例如何東伸出援手,成為香港史上一齣傳奇故事。

孫中山和香港的淵源就更為深厚,他曾在港習醫。後來推動廣州起義失敗也令他被清廷通緝,港英政府逼令他離港逃亡。後來同盟會發動多番起義,一些起義首領也先後成為香港的逃犯。例如發動黃崗起義的余既成,參與惠州起義的孫穩,都曾逃港運用本地法院賦與的權利,反對清政府的引渡。

越共創立人胡志明在香港組織越南共產黨,反對法國殖民統治,被法國殖民政府通緝。他也曾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在香港法院抗辯,成功反對引渡。港英殖民政府雖然一樣擔憂共產主義者的威脅,但中共在面臨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時期,也曾利用香港的出入境自由,作為轉移黨員逃犯的中轉站。

當然,在大陸政權易手之後,逃港者反過來是要逃避共產黨的逼害,使香港成為「難民城市」。他們未必個個都被正式通緝,但至少是「非法離境」,可是這些人卻是戰後香港人口的大部分。他們帶著追求自由的夢想,千方百計地也要來香港,原因就是要逃離苛政與暴政的壓迫。

作為一個流亡者的自由之鄉,戰後初期香港的文學、電影及其他藝術形式充斥著流亡者的感受和意識,直至70年代方有本土意識、本土文化的萌芽,反映著流亡者的下一代要以此城為家。戰後初期對香港青年思想影響至大的唐君毅,以「花果飄零」來描述這種流亡者的精神狀態。然而唐君毅並不認為飄泊流亡就是邁向散失的絕境,反而說人若能自信自守,自作主宰,則無論飄零何處,亦能「自植靈根」,隨境所適。

70年代之後,香港本土文化勃興,卻沒有失卻流亡者社群追求自由的意志,反而希望改革落伍的殖民體制,讓這個自由之邦可以更健康地鞏固和發展。與此自由意志相伴隨的仍是流亡者恆久的不安,以至近年本土意識再度深化,甚至有部分人以中國「遺民」來自況。

原因不再於香港人在地理上隔絕於大陸,沒有機會接觸中國,反而是30多年來「回歸」「祖國」,但卻發覺「祖國」愈來愈陌生。曾經立願在香港「自植靈根」者,發覺「祖國」來得愈近,「香港人」就愈是被視為未被同化的「異類」。對不少人來說,這情況仿如被逼二度流亡。

「反送中運動」是首個跨階層、跨派別,有廣泛支持的社會運動,大量從未關心過政治的普通人,甚至一向支持親建制力量的都對「送中」不安,說明了香港這個「流亡者之城」對自由之嚮往,對人權、法治的執著,仍是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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