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檢察官法官：合憲的專法，你在哪裡？

聯名投書作者：鄭子薇檢察官、王晴怡檢察官、孫健智法官、官怡臻法官、時瑋辰法官、陳布衣法官、施家榮檢察官、陳映妏檢察官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爭議當中，「立專法」常常被當成一種折衷選項（如果不是赤裸裸的妥協），即使在釋字第748號解釋公布之後，專法的支持者還是認為，解釋文裡的「至於以何種形式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仍然保留立專法的空間。然而，這句話精確的解讀是：無論立法機關所修訂的法律形式，均須賦予同性伴侶「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才符合該號解釋之意旨。

基於婚姻而享有權利、負擔義務的人，法律上多以「配偶」稱呼。「伴侶」跟「配偶」不只是稱呼的差異，更是法律地位的差異。釋字第748號解釋也強調如逾期未完成修法同性婚姻直接發生法律上「配偶」關係之效力。現行法只保障「配偶」權益，卻沒能容納同性伴侶的規定，在司法實務上常見的有：

（一）於刑事訴訟程序，不是配偶的同性伴侶，無法為另一半提出獨立告訴或上訴、聲請再審、聲明異議，不得獨立選任辯護人或擔任輔佐人、無法主張利益衝突、無適用迴避制度、沒有拒絕證言權。

（二）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同性伴侶也沒有拒絕證言權、不適用迴避制度，也沒辦法擔任伴侶的訴訟代理人。在司法實務上常見的車禍致死案件，《民法》上的精神慰撫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上的保險給付或特別補償、《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上的遺屬補償金，第一順位的請求權人都是「配偶」，同性伴侶完全被排除在外，如果涉及國家賠償，同性伴侶更是求助無門。

（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規定，末期病人無簽署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包括「配偶」在內的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不是配偶的同性伴侶，並非最近親屬，也無從代替出具同意書。

（四）關於矯正事項，現行各監所的行政規則將受刑人分級，級別較高的受刑人，只限於配偶、血親及姻親接見，而不是配偶的同性伴侶，就無法接見入獄之伴侶。甚至連聲請易科罰金，都僅限於受刑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二親等內姻親，才能代為聲請。不是配偶的同性伴侶，就無法代為聲請。

（五）關於身後事，《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勘驗屍傷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屍體檢驗或解剖後，相驗屍體證明書應交由死者配偶或親屬收領殯葬，而不是配偶的同性伴侶，就沒有領取相驗屍體證明書、收葬伴侶的權利。

然而，訴訟上的程序保障、意外或犯罪帶來的痛苦、接見入獄的伴侶、陪著伴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期盼，這些事情，不會因為伴侶為異性或同性而有不同，相關的權利義務，也不該因此而有所差別，卻可能因為專法的適用範圍不足，而受到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如果專法所規範之權利義務，不如婚姻制度般完整，同性伴侶每遇到生活中窒礙難行的權益困境，只能透過不斷的爭訟、憲法訴訟予以解決。以專法的支持者經常引述的德國為例，德國在2001年通過《同性伴侶法》以後，16年間衍生超過10起的憲法訴訟，包括2009年關於同性伴侶的社會保險、2013年同性伴侶收養小孩等案例。

此種將權利義務七折八扣、掛一漏萬的立法方式，亦有違反兒童最佳利益之虞：在德國《同性伴侶法》的架構下，同性伴侶無法如異性戀夫妻般共同收養小孩，因此必須由其中一方以單身身分提出收養，數年後另一方才能聲請收養同一名小孩（再一次進行同樣的程序），如此作法不僅程序耗費，而且毫無實益，在親子關係尚未建立的空窗期內，小孩只與其中一方有法律關係，另一方雖為實質照顧者，卻常因法令限制而無法處理與小孩有關的日常事務。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Susanne Baer訪台時就曾指出，既然已有德國《同性伴侶法》的前車之鑒，我國沒有迂迴繞道的必要，毋寧宜直接了當地承認同性婚姻。
 
如上所述，關於「配偶」的法律條文、所涉及的權利義務，多如牛毛，而且分屬立法院不同委員會。若逐一修法，顯然耗時費工、毫無效率，更容易掛一漏萬；所謂專法、專章，如未全面適用關於「配偶」之規定，將造成無數法律漏洞，也無法通過平等權的考驗；而拒絕承認同性伴侶的配偶身分，卻又開放同性伴侶準用「配偶」相關規定的做法，更是疊床架屋。

最有效率且最能夠達到「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的立法方式，便是直接修正《民法》，讓同性伴侶能夠一體適用《民法》及其他法律關於「配偶」的規定。如此一來，只要修改《民法》，不用逐一修正上述諸多法律，就能做到。如果立法者制訂的法律，使同性伴侶的權利義務有別於異性伴侶，那麼，說明為何在該特定情況下，必須做出差別待遇的理由，就成了立法者責無旁貸的義務，也是全民檢視我國立法品質的一顆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