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訴訟能充分落實公民參與嗎?

出版時間:2016/09/06 20:04

孫健智/桃園地院法官

田蒙潔女士8月22日《蘋果日報論壇》《台灣的都市計劃「專制保守」嗎》一文,強調公民訴訟對公民參與的裨益。然而,對於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恐有邏輯跳躍、違背現行法制與學理之嫌。
田女士既稱《行政訴訟法》第9條「只要…納入…也可以提起『公民訴訟』以為救濟」,不就是還沒納入、不能提起的意思嗎?況且,司法並不是「委任行政」,法院性格消極、不告不理,行政機關卻要主動積極推動政策;法院只能判斷行政處分的合法性,至於公益與私益的衡量是否適當,是行政機關的權限,法院原則上不得審查,這叫「權力分立」。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行政機關必須積極兼顧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妥適性,權限較寬;行政法院則只能消極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權限較窄。在審查權限的侷限之下,把重心放在事後的訴訟,而非事前的行政程序,不是反而限縮了公民參與的面向嗎?
公民訴訟是公民參與的一環,但絕對不會是充要條件,這道理很簡單:法官的角色,只是在最末端的程序,針對「合法性」進行把關的工作。當然,小弟很樂意請教,公民訴訟這把尚方寶劍,如何在美國遏止專家壟斷、政府提供資訊不足、有問不答、實問虛答、問東答西--這些,我們最近才在南鐵東移案看過而已。畢竟,公民訴訟的規定,讓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人能以自己的名義起訴,但不清楚的是,為什麼換一個原告,結果就會不一樣。就拿大埔案來說,我實在看不出,住戶擔任原告並委任詹順貴律師進行訴訟,跟詹順貴律師自任原告起訴,後面這種告法,如何就能解決這些困境?
行政處分有千百種,土地徵收特別引發爭議,原因就在於,徵收土地往往伴隨著剝奪住居,而把一個人從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趕出去,就是剝奪生存權。這不只是理論,更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血淋淋的經驗。一旦意識到這點,也就更有理由主張,土地徵收必須極其謹慎,也必須在事前(事前!事前!事前!)就透過程序保障與公民參與,確保其合法與妥適。「事後還有救濟程序」云云,並不是剝奪事前參與的藉口,不管那個救濟途徑是一般的行政訴訟,還是公民訴訟。不然,張藥房是怎麼被拆掉的?張家又是怎麼「贏了訴訟卻拿不回土地」呢?
話說回來,田女士所謂「行政處分是委任司法」的說法,反而是支持召開聽證的理由:你可以想像法院沒有開庭問過被告的意見,就拆他房子的嗎?一般的拆屋還地訴訟,我下判決准原告拆被告房子,至少要開兩次庭,外加一次現場履勘,每次都要通知當事人到庭,而按照田女士的說法,行政機關要徵收土地、執行迫遷,竟然只要在網路上貼公告,你有意見自己提出?法院判准拆屋還地,一個案子再多也只有五戶十戶,但區段徵收一拆就是一整片,竟然不需要召開聽證,兩相對比,除了深感匪夷所思之外,恐怕也只能套用田女士自己的話:「一切問題的根源,在於既不認識、也不知道如何落實自己國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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