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不是民族主義團結故事

出版時間:2014/03/06 00:15

作者:陳嘉銘(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魏德聖編或導的電影,有一個相似的結構。劇情總是一群在支配關係底下的底層失敗者團結起來的故事。《海角七號》樂團背後有台灣的南北城鄉關係、《賽德克.巴萊》面臨現代化和日本的軍事支配,《KANO》背後是日本幾近全面的支配。
 
支配關係的可憎在於,它不但腐化主人的人格,也腐化奴隸的靈魂。主人被禁錮在自己族群的優越意識,完全無能反省。奴隸們則學會婢膝奴顏,爭著壓迫自己人,往上攀爬,無法擺脫羞恥自貶的自我認知。
 
但最底層的奴隸,往往比主人看得更清楚。主人在自我建構、在道德精神、在物質上,對奴隸的依賴和虛偽。在這個認知意義上,他們比主人更真實、更自由、更強壯。
 
因此當他們團結起來時,往往彰顯比主人更高的靈魂氣度,展露真正人的意義和價值,更真摯、更友愛、更強壯、更自由。在團結裡,他們是一群如法農所說﹍受苦大地孕育的「新文明的人」。
 
19世紀的民族主義團結敘事,帶有終極的目的論傾向,過程怎麼方便行事,都可以在大方向上被原諒。中華民族、日本民族都是那個時候的產物。這樣的民族觀,拒絕承認民族會死亡,好比人即便器官都損毀了,怎麼樣都要靠各種機器法統借屍還魂地活下去。我們可稱呼為Nation, the Undead。
 
可是在魏導的敘事中,被支配者的「團結」,永遠一開始就痛苦地意識到所有最甜美的團結,都可能消逝、早夭。如同美麗的女孩一下就被醫生娶走、如同那些突如其來的大雨提前結束比賽,以及支配者的軍事屠戮。
 
這是對人類真實處境「悲劇意識式」的高度自覺。最終所有民族、文化和團結都有起有落。你死亡的懷抱不是不死的千年民族,而是怎麼對得起自己和所有團結的稍縱即逝。這樣的高度自覺和解放,讓魏導敘事中的「團結」,比19世紀的民族主義敘事,有更高的悲憫、氣度和溫柔。
 
魏導說,他不知道怎麼回應《KANO》侵蝕台灣主體性的質疑。因為他的團結敘事,不是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式的團結,不是那些拿自歐美帝國民族的十九世紀Nation, the Undead敘事。
 
如果這輩子有限,如果團結永遠是過客,如果沒有永恆的民族作庇護所,我們怎能不現在立刻就做到最好、最美好?嘉義的台灣到甲子園去,不是屈服於日本民族的團結,那是一種不抬頭看就無法看到的更高的東西。
 
左翼民族主義理論家班納迪克.安德森說,我們要把民族主義的功能和力量,視為和十九世紀前的宗教同等位階。我們要拿什麼和中華民族、日本民族和歐美文明相抗衡?我們不需要抗衡。因為我們已經在自己的新文明上跳舞。這個土地上的人,一直都是這樣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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